在餐桌上，特雷德尔和我被分开了，我们都被打发到两个很远的角落里，他坐在一位身穿大红丝绒的太太身边，笼罩在耀眼的红光中，我则坐在哈姆雷特的姑母一旁，落在幽暗的阴影下。用餐的时间很长，席上谈的尽是贵族社会的事——还有血统。沃特布鲁太太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，如果沃特布鲁先生有什么癖好的话，那就是血统了。
我不止一次想到，要是我们不这么讲高雅，那我们的谈话一定会进行得好一些。正由于我们大讲高雅，所以我们谈话的范围就非常狭窄了。席上有一对夫妇，格尔皮吉先生和格尔皮吉太太，他们跟英伦银行的法律事务有点间接关系（至少格尔皮吉先生是这样），于是一会儿谈英伦银行，一会儿谈财政部，像宫廷公报似的，我们便都排除在外了。使这种局面有所好转的是，多亏哈姆雷特的姑母有一种家传的毛病，喜欢独白[6]，不管别人提出什么话题，她就会自言自语、杂乱无章地说个没完。话题当然还是不多的。不过，既然大家说来说去总要说到血统上，她也就跟她的那位侄儿一样，海阔天空地做起抽象的思考来了。
我们简直都成了一群吃人魔王了，谈话竟这么血淋淋的。
“我承认，我跟沃特布鲁太太的看法一致，”沃特布鲁先生说着，把酒杯举到眼睛跟前，“别的尽管一切都好，不过我要的还是血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