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要上哪儿去?”
“我应召了!”他挺了挺胸说,“明天就入营,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,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。送给你吧。”
他把包袱交给了我。我连谢字也没有说,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。不是惜别,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,那时我还小,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。只是觉得可怜他,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。或者反过来,由于自己的悲苦,也可怜他的处境。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。第二天,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,喊“万岁”声,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,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:“好,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!”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,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。
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,一双新水袜子,还有一支电筒——不是那一支,是新买的一支。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:“城山信一郎”。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,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,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,剩下一个电筒,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。但因生来粗疏,又年幼,生活变动频繁,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,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:“城山信一郎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