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三，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，这种历史理性已经突破了殷人对于鬼神的迷信，开始闪现出人文主义精神的曙光。在这种曙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最初的统一。周公说：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我不敢知曰，有夏服天命，惟有历年，我不敢知曰，不其延；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坠厥命。我不敢知曰，有殷受天命，惟有历年，我不敢知曰，不其延；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坠厥命。今王嗣受厥命，我亦惟兹二国命，嗣若功。”[21]夏、殷王朝的统治年限长短，人们都无法推定；但是它们的亡国原因是可以确实知道的，即“不敬厥德”。不仅夏殷两代如此，正在掌权的周王朝也是如此。类似的话，在《尚书》其他篇中也不少见。从周公的这一段话里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战战兢兢的惶恐心态，唯恐由失德而失民心，由失民心而失天命；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一并觉醒。这样两种理性同时觉醒的现象，作为人的崇高理想在上天的投射，实在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灿烂朝霞，光彩夺目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还有其天真的一面，即以为只要人能做出最大而又正当的努力，事业就一定可以成功。殷人以为只要对鬼神进行盛大而殷勤的献祭，就能获得成功；这是一种迷信的天真——以为人的意志能够主宰历史。周公作为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以其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并现打破了殷人迷信的天真；可是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他也是以为人的意志（坚持敬德）是能够决定历史的；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历史的某种客观的必然性，因而显现了一种最初的理性的天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