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钱竹汀年谱》，颇能令人满意。因为钱竹汀和时事没有多大关系，所以年谱记时事很简，自然没有什么不对。王懋竑的《朱子年谱》记时事却太详细了。朱子虽然做了许多官，但除了弹劾韩佗胄一事之外，没有做出什么大事，也没有受时事的大影响。所以有许多奏疏也实在不必枉费笔墨记载上去，因为大半是照例，和时局无关系。这种介在可详可略之间，最须费斟酌；稍为失中，便不对。
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，有浓有淡。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，这是年谱学的原则。但有时不依原则，也有别的用处。譬如凌廷堪、张穆的《元遗山年谱》，记载时事很详，其实元遗山和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，本来不必这样详；凌张以为读元遗山的诗和读杜甫的诗一样，非了解时事则不能了解诗，其实错了。但从别一方面看，金元之间，正史简陋的很，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，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沈的史料，放在年谱内，虽然不合原则，倒也有一种好处。
不善体会上面说的详略原则，有时会生出过详过略的毛病。譬如张尔田的《玉谿溪生年谱笺注》记载时事极为详尽，只因他的看法不同。他以为李义山做诗全有寄托，都不是无所为而为，这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。诚然，人们生于乱世，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，张氏的看法，也有相当的价值。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，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，并非有所感触，有所寄托。张氏的笺注时事，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