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卅时期，还有两大商人团体亦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一是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，一是上海总商会。前者由中小商人组成，后者为大商人的组织。两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不尽一致。中小商人在五卅运动初期曾有热烈的表现，与工人、学生一致行动。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时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（会员总数约30万）亦积极参加。上海总商会则有所不同，他们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，表示愿在官民之间和中外之间充当调停人。上海总商会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团体。他们自恃有历史、有实力、有影响，不愿与工人、学生和中小商人团体平起平坐，亦不愿放弃其独立自主性。由于他们掌握整个上海的经济命脉，在沪上多是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，在五卅以前的对外交涉中，当政府感到棘手时，常有赖他们出面充当调停人（如1923年的临城劫车事件）。五卅事件发生后，中外政府当局也都希望由上海总商会居间调处，以使交涉留有转圜的余地。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没有接受北京执政府派任为交涉委员的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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